高考作文的前世 陳寅恪出對聯題

　　1910年，胡適參加留美考試，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國文題目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胡適寫下一篇“亂談考據的短文”，不料改卷老師也有考據癖，居然給了他100分。這其中，自然有運氣的成分。

　　百年白云蒼狗，時至2014年，像胡適這樣的高分作文似乎越來越不大為人所關注，倒是高考語文考試甫一結束，零分作文即粉墨登場，受到歡迎。此一流變，意味深長。不過，要對作文考試真正有所理解，還得從它的源頭—科舉考試說起。

　　死記硬背難考進士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增開的“甲辰恩科”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科科舉考試。次年，科舉正式廢除，科舉取士與學校教育徹底分離。

　　科舉制從隋朝開始實行，隋煬帝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考取“孝悌有聞”、“德行敦厚”、“文才秀美”、“才堪將略”等十科舉人；進士二科，以“試策”取士，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即寫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有關的論文。如此一來，讀書考功名，成為讀書人走向上層社會的終南捷徑。

　　在唐朝，科舉制大有發展，常設的考試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等五十多種，其中進士考時務策和詩賦、文章，考生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學才能；明經著重考經義，有所謂“帖經”，將經書的任何一頁揭開，把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帖覆蓋三個字，讓考生填充—相當于今天的填空題。

　　進士科要考文學能力、政治見解，因而得第較難，所以社會上流傳著“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這意味著，死記硬背或可考明經，要考進士，就很難了。到唐玄宗時，詩賦成為進士科主要的考試內容。

　　到了明朝，科舉制越發完備，考試內容基本以“四書五經”為準，以“四書”文句取題，文章格式受到嚴格規定，開始先揭示題旨，叫“破題”，接著承接上文，為“承題”，再開始議論，稱“起講”，然后“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依序而寫，被稱為“八股文”。這一時期，科舉制度到達鼎盛狀態。

　　八股文“還魂”

　　要寫作八股文，首先得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其次要按照寫作步驟，進行長期的作文訓練，最后在此基礎上，在重重限制下，力圖寫出新意。

　　八股文中，有一些篇章文采俱佳，明朝內閣首輔王鏊《百姓足，孰與不足》一文便廣受贊譽。這篇文章強調了重視民生的觀點。“徹法之立，本以為民，而國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王鏊最后寫道。

　　因其對形式的固守，束縛人的思想，也因為是人們步入仕途的唯一通道，很多才華橫溢的讀書人被排除在外，在科舉制實行的過程中，爭議不斷。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于焚書。”也有存廢之爭，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乾隆帝，稱：“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幸日眾。應將考試條款改弦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乾隆組織討論之后，發現沒有人能提出替代科舉的方案，這次提議也就不了了之。

　　時至1902年，清政府才宣布停止科舉考試使用八股，但此后，在教育領域，八股文“死后還魂”，寫作采用固定格式，著力模仿，扼殺創意，八股文現象不絕如縷。1939年，對于當時的教育現狀，豐子愷就曾在日記中痛陳道：“過去之教育，不合天理人情之處甚多。就藝術教育而言，過去之繪畫音樂教育，生吞活剝，刻畫模仿，游離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稱之為‘畫八股’、‘樂八股’。今后非痛改不可。”

　　豐子愷提出，要驅除過去的弊端，“必使一切事業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

　　最后的科舉考試仍可取

　　八股文桎梏身心，新式學校日漸發展，開民智、求人才，成為共識。時代洪流滾滾向前，1904年的科舉考試，成為了絕響。如今，在教育界的人士看來，這一場考試卻頗有可取之處。

　　這次考試分為三場，第一場考史論，考題有“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分析國家不振的情況下要不要“下猛藥”等問題；第三場考“四書五經”，有三道題，首題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義”。多是科舉考試的“常規動作”。

　　亮點在第二場考試，考學生對各國政治的了解與思考，第一題探討教育本身：“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其后各題探討日本、歐美國家的時政。

　　“這樣的題目關心世界，視野開闊，學生會很感興趣的。”在北京十一學校探訪時，語文老師黃娟說。這所學校以面向個體的教育改革著稱。

　　陳寅恪出對聯題

　　八股既廢，新的考試“接檔”。民國時期，雖然有一段時間實行全國統一招生，但是，各大學招生完全自主，作文考試也由各個院校自己命題。1929年，北京大學的國文考試只有一道作文題，分為甲部、乙部，前者是：“清季曾、李諸人（指曾國藩、李鴻章）提倡西學，設江南制造局、翻譯科學書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對于當時社會影響甚微？試言其故。”乙部試題是：“清儒治學方法，較諸前代，有何異同？試略言之。”學生可以依此各抒己見，并無限制。

　　1930年，詩人臧克家報考國立青島大學，時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的聞一多出了兩個作文題，一是“你為什么投考青島大學”，二是“生活雜感”，兩者選一。臧克家把這兩道題都做了，其中“生活雜感”一題，他只寫了三句話：“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那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了無邊的苦海！”這三句話打動了聞一多，給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結果，雖然臧克家數學考試得了零分，仍然被青島大學文學院破格錄取。

　　學者陳寅恪也出過考試題。1932年，他擔任清華大學(微博)國學研究院導師，在一場國文考試中，出了一道對對聯的題目，上聯是“孫行者”，要學生對出下聯。結果，只有三個學生對上，其中一人對以當時的北大教授“胡適之”，另一人對以南北朝數學家“祖沖之”，都對得十分巧妙。

　　1946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聯合招生，題目只有兩道，除了一道成語解釋題，便是作文題“學校與社會”。因為沒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學生積極發揮，佳作頻出，北京、天津的報紙副刊爭相摘錄、刊登。

　　對于這樣的作文考試，一位評論者感嘆道：“與這些簡潔、精煉的試題相比，我們今天的考試還能讓孩子領略到學習的快樂嗎？與如今那些動輒長達十余頁、似是而非的高考題目比照，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我們教育的初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