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重點大學變遷演義：文革風暴起春雷

2013-03-08 10:59:08山風的博客文章作者：山風

　　新中國重點大學變遷演義

　　第四回文革風暴起春雷校園雪飄觀冬梅

　　上回說到，新中國歷經十年，終于出臺了20大重點高校的名單。然而好景不長，仿佛是一夜之間，中國大地掀起了滔天的巨浪，一場曠日持久、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最初的幾年間，中國大地陰風肆虐，口號狂起，打砸搶燒，斯文掃地。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嘹亮的號角聲中，在爭當某人思想的紅衛兵的狂熱中，高校成了主戰場之一，專家教授們紛紛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億萬只腳，號稱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緊接著巨人反手一揮，“五、七”指示又發出了，在城里已經鬧的天翻地覆的知識青年們被要求離開城市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高考都沒有了，高校停擺了，重點高校更成了無藉之談。

　　然而，這期間臭名昭著的紅衛兵五大領袖分別來自京城的五大高校，也客觀上為這五所高校在那個年代做了最好的廣告宣傳，這背后還真有一種難以名狀的蹊蹺呢。我們這次是要校名連著人名一起報了，因為那個年代的校名真的是要因人名而出名呢。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云人物。她其實不是北大的在校生，當年她是45歲的已婚婦女了，在北大經濟系任副主任，這在紅衛兵五大領袖中屬于個例。她的文革頭功就在于，她在北大張貼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個意義非同凡響哪！之后，全國大字報鋪天蓋地，連最高領導人也自己動手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捏，而且大字報做為“四大”之一還赫然列入到共和國憲法之中。她做為大字報的首創者，何其得了啊。這里我們其實要說明的一點在于：為何是身居北大的聶元梓，而不是其他別的什么人得到了這一首發權呢？思考的結論是：北大畢竟是北大，他渾厚的功力吸引了不同年代，不同政治家們對他的依賴，不管那些人出于什么樣的目的，或者當初曾經如何想離棄他，但是，北大在中國大地的位置被這個反面的丑角這樣悲劇的又一次強烈證明了自己的重要性和無可替代性。

　　清華大學的蒯大富：蒯大富本應該是清華1967工程化學系屆的畢業生，但是他在1966年就開始出盡了人生的風頭。雖然他沒有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的名頭，但是他也非同小可：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口號可是他的專利；前文提到的“四大”之一中的大辯論他算是有發明權的。為什么他能有如此眾多，并且造成如此巨大影響的惡行，特別是他為什么能一手策劃出定能遺臭萬年的“智擒王光美”事件。是他有什么超然的政治智慧嗎?是他有什么過人的本領嗎？都不是，是他背靠上了文革小組那棵大樹而已，他不過是由文革小組的黑手操控在前臺的一個提線木偶。然而，話要說回來，能被當時炙手可熱的文革小組們所操控，可見清華的地位之尊貴與重要了，同樣，這個尊貴與重要在這里是被抹了黑的。可是，這個黑并不來自百年清華，而是那些惡人惡意要借他的名聲。也正是這場始無前例的浩劫，客觀上讓北大、清華被動的再次回到了國內高校首位這個當仁不讓的位置上來。

　　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1961年譚厚蘭作為調干保送生來到北大政教系學習，1965年作為調干生又進入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前文書中，老漢已說過那個年代上大學的途徑不全憑高考，譚的經歷證實了這一點。譚和同是學生的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比起來，年長9歲，并且身份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聶元梓比起來，她年輕16歲，是個學生。因此，譚厚蘭在這五人中是屬于承上啟下的一代。譚厚蘭的最大惡行是曾帶領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7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她做為一個師大的在校生卻帶領一干人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書國故址，刨平孔墳挖開第76代“衍圣公”孔令貽的墳，對其曝尸批判。專治經學的周予同教授被專程解押到場逼著親自動手挖孔子的墳墓。押著當地各級領導干部和高贊非等參加過1962年“孔子討論會”的學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稱之“為孔老二送喪”。如此欺師滅祖、傷天害理。北京師范大學貴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師范大學，而且這還是在并入了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輔仁大學之后的新中國重點大學之一，招此女禍害，傷其一世英名。

　　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他本是地院1966年的應屆畢業生，文革一開始，學生在校鬧革命，于是王大賓狂熱地投入到那場席卷全國的“造反運動”中，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他和譚厚蘭一起結成了“地派”，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其實所謂的“地派”就源自王大賓北京地院學生的身份，譚完全是借力行事。如今的王大賓已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巖釬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釬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巖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產的拳頭產品已出口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雖然這其中不乏其特殊經歷的名人效應，但是客觀上王確實在自己的專業研究方面有突出的表現，這是不是也反應出現已更名為中國地質大學的原北京地院在專業人才培養方面還是很扎實有效的。

　　北航的韓愛晶：既然了解過地派的出處，北航的“紅旗”造反派們被稱做天派就不足為奇了。“文革”開始后，韓愛晶在去國防科委“請愿”靜坐的28個晝夜中，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斗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里，韓愛晶寫了自己歷史上最骯臟的一筆。這個小型“審斗會”審斗的是功勛卓著的老帥彭德懷。韓愛晶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會前，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恩來總理傳達的“不準打、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游斗、不準開萬人以上斗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親自帶頭對彭德懷進行逼供和毆打！他們逼迫彭德懷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并寫“認罪書”，剛正不阿的彭德懷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等人竟然惱羞成怒，先后7次將彭打倒在地——使彭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嚴重內傷；一個星期后，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斗大會”，會上繼續對彭搞“噴氣式”，會后又掛牌游斗，并再次毒打，連陪斗的張聞天頭部也被打成血腫。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后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韓愛晶如此喪心病狂的攻擊和迫害包括葉劍英、徐向前、陳毅、張平化、葉飛等那么多的高級領導干部是誰給他做的后臺？他為什么又能靠上這樣的后臺？北航在當時做為新中國研制“兩彈三星”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特殊的、超然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中央高級領導始終對這樣的機構給予超出技術領域的支持與關注的，一時間高級領導干部的子女和下屬也爭相進入這所名校就讀，確實在客觀上提升了北航的名聲和地位。在校生也會有多個渠道獲取來自上層的意圖，所以韓愛晶的膽大妄為，無法無天，對周恩來的指示也敢棄之不顧，這后面有至今沒有說透的原因和背景。但是，這在客觀上確實提升了北航的知名度，盡管這不是善良正直的人所希望獲取聲譽的途徑。

　　五大領袖的作為是那個年代的代表，全國上下，知識讓人生畏，臭老九成了知識分子的代名詞，人格受到空前的侮辱。一時間全國高校、中學相繼停止了正常的教學甚至停止了招生工作。然而，國家畢竟是要靠建設的，革命家也不可能不吃飯不穿衣，也不能夠不生活不享受。離開高校這樣重要的科研基地，在老一代專家，科研工作者甚至基層的技術員不斷的被打倒和靠邊站，革命者不培養新的科技隊伍自己都感到舉步維堅了。何況革命家的子女也希望能回到明亮的學堂里學習，而不是總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于是大學之門終于一點點向社會重新打開，但是誰也沒想到，一個偶發的事件讓歷史再次出現拐點。

　　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文中關于五大領袖的各種行為，摘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