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高考時事政治：聚焦“國進民退”

　　摘要：“以前讓我們進，現在讓我們賣，開門是他們，關門也是他們。”做建材鋼管生意的劉云水2003年與朋友合伙買下一座15萬噸的煤礦，幾年下來，辦證、拿證、關停整頓，開工沒多久，現在又不得不并入到當地的一家國有煤企。

　　是蠶食圈地？還是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這是完成脫困任務、實現利潤超過萬億元、并不斷內外擴張的中國國有企業需要回答的問題。

　　由于“華盛頓共識”的濫觴，拉美、東歐、前蘇聯地區紛紛實行經濟自由化和大規模私有化，國有企業在全球似乎成為市場經濟的棄兒。質疑聲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卻完成了一個完美的轉身。

　　與國有企業的發展擴張相比，民營企業的步伐似乎有些凌亂。2006年開始的沿海民營企業大規模內遷，從上游行業的兼并重組到非壟斷領域的退避讓利，民營經濟的發展陷入了某種迷茫。

　　一進一退，挑戰著近30年來人們似乎熟知的西方傳統市場經濟理論。爭論、議論、抬杠、叫罵，“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聽得多了，看得多了，人們確乎有些“進退失據”。

　　從“國退”到“國進”

　　一進一退，退有退的原因，進有進的道理。時移世易，關鍵看時機到來時能否抓住機遇

　　文｜本刊記者滕虓

　　臃腫的雨云在北京城上空追逐，整個城市從城郊而至市區，漸次下起了暴雨。

　　剛從北戴河驅車數百里回到北京住處的劉云水半仰躺在沙發上，臉色有些倦怠，又有些百無聊賴。

　　“以前讓我們進，現在讓我們賣，開門是他們，關門也是他們。”做建材鋼管生意的劉云水2003年與朋友合伙買下一座15萬噸的煤礦，幾年下來，辦證、拿證、關停整頓，開工沒多久，現在又不得不并入到當地的一家國有煤企。

　　抱怨、無奈，整個下午，劉云水的話并不多。面對眼下煤炭產業加快整合兼并的咄咄氣勢，他其實沒有另外的選擇。

　　從開門準入到關門退出，山西煤炭市場也正經歷著一番時下輿論最流行熱議的從“國退民進”到“國進民退”。到2008年整合前，山西煤炭產業結構中，民營煤企的產能占全省產能的六成。而根據規劃，整合后到2010年，國有大型煤炭集團控股經營的煤炭產量將達到全省總產量的75%以上。

　　在這樣一番“時移世易”的變化之后，那份焦躁、抱怨、無奈并非劉云水一人獨有。從煤炭、石油、航空到房地產，類似的情緒正在民營企業間蔓延。

　　“國”“民”往事

　　2004年，當時還不為內地民眾熟知的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郎咸平發表了一篇文章，披露民營企業格林科爾的顧雛軍在收購科龍、TCL等國企上市公司股權的過程中，掠奪了大量國有資產。郎咸平為其掠奪技巧配以中國古典意味的成語，如“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等。

　　郎咸平稱，我國“目前已經不存在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利的問題，問題的重點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在聯合起來侵吞國有資產。現在不存在競爭問題，現在是比誰快。誰快，誰侵吞的國有資產就多。”他表示：“哪個公司不是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呢，打著‘國退民進’的招牌侵吞國有資產。”

　　郎咸平的言論引起了當時社會各界的熱議，社會上甚至出現了停止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觀點。無論如何，在經歷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后，在外人看來，國有企業已日漸式微，民營經濟的強勢地位在“國退民進”的熱潮中爬上了一個高峰。

　　某種意義上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一個民營經濟不斷發展擴展、國有經濟不斷退讓收縮的歷史。但是在過去30年，民營經濟并非沒有出現過收縮，或如當下定義所謂“民退”。

　　1989~1991年間，中國出現了向民營經濟清算總賬，即清理拖欠稅費的情況。根據張厚義、明立志主編的《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報告》，1989年，個體工商戶戶數和從業人員呈負增長，分別為-14.2%和-15.8%，注冊資本金比1988年下降了21個百分點，僅為11.2%，產值同比下降了60.3個百分點，僅為8.3%。到1990年和1991年，個體工商戶數和從業人員的增長率仍然很低，分別為6%和7%。注冊資本金的增長到1991年才恢復到22.9%，比1988年還低了10個百分點，產值增長也僅恢復到14%和21%。到1991年，私營企業戶數增長9.9%，從業人員增長8.2%，注冊資本金增長29.5%，產值增長20.5%，大部分指標僅僅恢復到1988年的水平。

　　不過考慮到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這一時期民營經濟發展的減速更多緣于非經濟因素，如當時出現了“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之類的“左”的言論。

　　事實上，到2004年時，國有企業開始實施主輔分離、人員分流下崗，同時從一些領域退出，其發展布局還遠未到位，發展勢頭遠不及這幾年之迅猛。

　　2003年時，江蘇省出臺的國企改革規劃中明確提出，地方國有大型企業要從1875戶縮減到230戶以內；大型商貿企業從846戶調整到40戶以內；中小企業的國有資本2003年要退出60%，2004年基本退出。無錫市要求企業國有資產比重降低到20%以下；山東省則推出20家公司赴港上市；西安市要在兩年內出售500億元國有資產；北京市、武漢市都要對國企動大手術。

　　在各項監管制度未完善到位情況下的國有資產出售、轉讓，為郎咸平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下的“國退民進”埋下了伏筆。

　　“民進”退潮

　　2007年年中，遼寧盤錦興隆石化實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順杰成為媒體追逐的人物。這一年，他聯合了包括河北、福建、新疆、山東等地的80余家民營石油批發企業，與外資石油企業談判打包出售。

　　談到這次民營油企的集體打包出售，張順杰表示，作為中國人，自己并不想把企業出售給外國人，但是企業要活，員工要生存，如果民營油企生存的窘迫境況沒有得到改善，打包不可避免：“我們民營油企不是后娘生的，希望政府能夠重視。”

　　在張順杰的記憶中，民營油企發展也有過一段美好的時間。1992年國家開放成油品市場，吸引民營資金進入流通領域，張順杰也順勢投資成品油開發。1992~1998年，張順杰的公司每年成品油批發量能達到40萬~50萬噸，而且拿的都是出廠價。盡管只是一家地方性的民營企業，員工的月工資在上世紀90年代也能達到5000多元。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經貿委等部門關于清理整頓小煉油廠和規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見的通知》(38號文件)，張順杰們陷入了油荒。

　　張順杰回憶，1998年，國家經貿委牽頭，中石油、中石化曾與民營企業簽訂過供油協議，承諾對符合經營批發標準的民營企業提供成品油。第二年的38號文件也表示，對經過清理整頓合格的民營成品油批發企業，可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依法采取劃撥、聯營、參股、收購等方式進行重組，參股標準是國有51%、民營49%。

　　“至少中石化這么多年來對于其供油協議沒有履行過，38號文件的參股、收購也沒有了下文。”張順杰說。

　　十年過去了，張順杰公司很多員工的月工資從十年前的5000元降到了現在的幾百元。他承認，這幾年員工都是憑著對公司的感情和對未來的期望留下來的。張順杰介紹，參加整體打包出售的民營石油批發企業，資產投入都在1.5億元以上。面對油荒，這一切都處于閑置狀態。

　　到了2007年下半年，民營油企打包出售的事情慢慢冷卻，沒了下文。張順杰以及其他一些民營油企的老板從歡迎媒體采訪逐漸轉變為拒絕。張順杰解釋，說了也沒有用，一切還是照舊，反而讓自己成了出頭鳥。

　　以2007年能源行業的降溫為信號，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集體過上了緊日子。

　　“融資難”是長期困擾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一道緊箍咒。盡管國家出臺了各種政策，但無論是各大銀行的承諾、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民營銀行的建立，都無法擺脫虎頭蛇尾的結局。至于外資銀行在農村地區設立的試點，業內人士稱，這多是一種換取國家政策的作秀，實際意義不大。

　　與此同時，沿海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轉型的滯后導致2007年底到2008年，沿海民營制造企業大規模內遷，以空間換取利潤。

　　進入到2008年和2009年，民營經濟在一些行業領域出現了新一輪的退潮。如滬杭高速、嘉金高速、滬青平高速、甬金高速等民營企業所擁有的股權,正在被地方政府逐步收回，東星航空的破產退出，鋼鐵行業盈利民營企業被巨虧國企兼并，房地產領域頻現央企地王身影，山西煤炭整合中民營中小煤礦幾乎全盤被接收等等，“國進民退”的指責大量見諸網絡和報端。

　　對于民營企業的頻頻退出，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的保育鈞對《國企》明確表示：“這是改革的回潮，違背了改革的精神。”

　　“國退”回暖

　　2009年7月的一個周末，在一家日企工作的江濤與部門領導及同事一起去了附近的錢柜唱歌吃飯。雙休日過后的星期一，江濤接到通知，公司解除了與他的合同。

　　裁員有所耳聞，但落到他這樣資深老員工的身上，仍然感到毫無心理準備。盡管公司給了一筆較為可觀的賠償金，不過倉促下離開公司回家，還是讓他感到揮之不去的落魄。

　　江濤告訴《國企》記者，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外企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裁員，他的遭遇并非個案：“現在同學中混的最好的就是當年進入國企的那一撥了，車、房早有了，金融危機下工作穩定不說，收入也不低，出來地位身份比我們更扎眼。”

　　誠如此言，對這幾年的大學畢業生來說，進入國企成為比去外企更為熱門的選擇，支撐擇業取向的深層原因就是近幾年國有企業的高速發展，尤其是金融危機下依然穩定的表現帶來的就業效應。

　　倒退十年回到1998年，2/3以上的虧損面以及相關改革的舉步維艱，使中國的國有企業幾乎成為“瀕臨死亡”的“過氣品種”。在當時國際上一邊倒的私有化浪潮和國內社會各界質疑的眼光中，“脫困”已成為國企當時最奢侈的目標。而十年后，苛刻的媒體們用“兇猛”二字來形容這幾年央企的表現。同時，“圈地”、“擴張”、“狼性”、“擠壓”，這些充斥著“血腥”味的措辭也被加到國企頭上。

　　2006年，央企實現利潤超過1萬億元，利潤超過100億元的企業有19家，另外有19家企業進入了《財富》全球500強，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業實現利潤6652.9億元，其中有三大企業利潤過千億元：2008年度，中國石油[13.67-0.65%]凈利潤1144.31億元，蟬聯亞洲最賺錢企業；中國移動[73.35-0.74%]盈利1127.93億元，成為全球最賺錢電信公司；中國工商銀行[5.270.57%]稅后利潤1108億元，成為全球最賺錢銀行。

　　2009年，中國企業500強凈利潤1706億美元，高出美國企業500強700億美元。從榜單情況來看，中國500強前35名無一民營企業，同時與2008年相比，民營企業最高排名下滑了14個位次，且500強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和基礎設施這些國有企業占有絕對控制力的行業領域。

　　而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陰霾之下，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能頻頻出擊國際市場，拿礦買油，成為最惹眼的國際買家。僅8月份一個月，中石油和中石化就出資數百億美元，在全球攻城掠地。

　　對于國企發展的回暖，制度政策上的傾斜不可避免成為主導因素之一。進入新世紀[39.711.93%]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的側重點，已經從小企業、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改革，全面轉向大企業、非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改革。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央和各地實施主輔分離的國有大中型企業818家，涉及改制企業4572家，涉及富余人員100萬人。自中共中央、國務院1997年提出“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以來，國有企業職工從最高時的7500萬人減少到2003年底的4400萬人，同期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累計2818萬人，極大地緩解了長期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國有企業冗員過多的矛盾。

　　在甩掉沉重的歷史包袱之后，國有企業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采取的內部改革也隨之水漲船高，成效卓著。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說，對于國企改革，國外機構和媒體都是給予積極評價和認可的，我國的信用等級在國際評價中得到提升，很大原因就是中國的大型企業治理結構改善。

　　財政部科研所國有資產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在談到近幾年國有企業迅疾發展的勢頭時對《國企》表示，國資委提出的央企要進入行業前三才能避免被淘汰的政策，促使央企必須要不斷擴張、收購、兼并。

　　文宗瑜曾專門撰文用“資產資本化”解釋央企的走勢。他認為，央企近幾年利潤的大幅度增長，有著偶然性及僥幸。因為也就在這四五年間，中國的土地和資源價格五倍十倍地翻升。中國A股證券市場上證綜合指數[3175.590.36%]從998點到6300多點的連續上漲，最大受益者就是國有股東。國有法人股由不流通到全流通，按二級市場價格計價，使國有資產數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放大。

　　多種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國有企業的井噴式發展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