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權力過度干預經濟是腐敗之源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摘要：抽言：20世紀90年代初在出現了一些大的企業高層經理人員腐敗丑聞以后，在企業界和社會其他各界中，幾乎已不再有人認為企業承包制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可行方式。

　　引言：在行政權力的主導下，一個國家雖然也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取得某種程度的經濟成就，但終究會因為法治不行而落入壞的市場經濟，或稱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抽言：20世紀90年代初在出現了一些大的企業高層經理人員腐敗丑聞以后，在企業界和社會其他各界中，幾乎已不再有人認為企業承包制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可行方式。

　　抽言：利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活動，進行權錢交易；利用轉軌時期財產關系調整和變化的時機，將公共財產掠為已有；利用市場體制的不完善、不規范牟取暴利。這三類腐敗活動都與權力有關。

　　目錄抽言：中國的政府職能存在的問題是“錯位”，既有“越位”的問題，又有不到位的問題。

　　解決目前我國種種社會問題的正確途徑，在于推進經濟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而不是裹足不前，更不是向后倒退。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后者的來勢咄咄逼人。在某些情況下，弱勢群體可能由于不明真相而受到誤導。如果他們被誤導，抑制市場競爭，強化政府控制就會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基本取向，再經過傳媒的放大，有可能對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造成沖擊。這對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多數人都是極其不利的。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權貴資本主義對于我們民族前途造成的威脅。克服這種威脅的唯一途徑，在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設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

　　市場化改革在中國

　　中國對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中央政府向下屬各級政府放權讓利的行政性公權改革，改革的重點是向地方政府下放計劃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權、投資和信貸管理權、勞動管理權、財政權和稅收權等原本屬于中央政府和中央計劃機關的權力。這次向地方政府層層分權所形成的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很快使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又導致各種計劃權力向中央政府回收。于是，集中計劃經濟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來，不得不醞釀再次改革。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由于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這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障礙，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結合被看作“反革命修正主義”而遭到政治整肅甚至鎮壓。只是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擴大市場的作用、給予國有企業以市場調節下的自主權的呼聲才再度高漲起來。

　　1978年10月，四川省在重慶鋼鐵廠等6家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到1979年底，全國試點的工業企業達到4200個。到1980年，擴大到6000個，它們的產值占全國預算內工業產值的60%，利潤占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的70%。到1980年末，中國政府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國有企業也由進行“擴權”改革，轉向強化企業對完成國家計劃的“責任制”。

　　對企業放權讓利的最高形式，是1987年在全國國有工商業中普遍推行的“企業承包制”。承包制造成的是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狀態，它既不能使這些企業成為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企業，也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和企業間的平等競爭。這樣，20世紀90年代初在出現了一些大的企業高層經理人員腐敗丑聞以后，在企業界和社會其他各界中，幾乎已不再有人認為企業承包制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可行方式。

　　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在1980年陷入困境以后，當時已經掌握領導權力的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領導人改變了改革的重點，從城市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198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允許農民根據自愿實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僅僅兩年，農村經濟氣象一新。在此基礎上，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從那時起，中國開始采取了一種有別于蘇聯和東歐以改革現有國有企業為主的新戰略，即把改革重點放到非國有部門去，在那里創建市場導向的企業，并依托它們實現增長。這種戰略被稱為“增量改革”戰略。之后，政府將它推廣到其它部門去，在沿海地帶出現了相當數量與境外資本合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這些非國有企業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后，中國的改革迎來一個新高潮。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由此，我國走上了一條全面建設市場經濟的道路。

　　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的最大爭論，在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否可以結合。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對于這個問題作出哪一種回答，關鍵取決于如何定義社會主義。如果緊緊地守住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定義，把社會主義看作以國有制為基礎、由國家計劃調節的經濟制度，那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部分經濟學家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之所以為多數經濟學家所詬病，原因也正在于前者仍囿于蘇聯式的偏見，企圖把新體制建立在國有制的基礎上。不過，如果按照鄧小平理論給出的定義，社會主義是一種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和能夠保證這一理想逐步實現的社會制度，那么，回答就必然是肯定的。

　　好的市場經濟——法治的市場經濟

　　在我國改革的早期階段，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不少市場取向改革的支持者以為，只要放開了市場，就能夠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沒有意識到市場的正常運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支撐的。沒有這種支撐，市場經濟就會陷入混亂與腐敗之中。缺乏這種認識，對于改革深入以后，社會無序和失范的現象反而愈演愈烈的狀況就會感到迷茫。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錢穎一教授對于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的區分作了分析。

　　他指出，在目前的世界上，宣稱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占了絕大多數，但是建立起規范的市場經濟的國家并不多。許多國家仍然在無規范的、由權力支配的市場經濟，或者叫做壞的市場經濟的陷阱中掙扎。原來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進行市場化轉軌，弄得不好，也往往陷進這種壞的市場經濟的陷阱。轉軌國家落入這種陷阱的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權力體系的條件下從上到下推進的，在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某些擁有行政權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條件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如果一個國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環境，抵制權力資本的能力就會強得多。反之，在行政權力的主導下，一個國家雖然也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取得某種程度的經濟成就，但終究會因為法治不行而落入壞的市場經濟，或稱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這種經濟至少存在三個問題：第一，政策的隨意性增大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導致經濟活動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員的行為缺乏規范和約束，導致權力的濫用、腐敗和社會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權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從事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使經濟缺乏長期的活力。

　　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場經濟。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在我國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建設法治的進度十分遲緩，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公權不彰、社會失范、腐敗蔓延等情況還在繼續惡化，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受到嚴重威脅。對于這種狀況，各界人士乃至一般的平民大眾都嘖有煩言。

　　我以為，我國法治國家建設進度遲緩的原因，首先并不在于立法速度無法加快，或者司法人員素質不夠高，而在于從上到下缺乏法治的理念。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只有法制而沒有法治的國家。所謂“法治”，是一種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備起來的治理制度安排。它的最基本的內容，是符合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的統治。這樣的法律在社會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能超越其上。而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卻總是把法律當做一種可以由自己任意擺布，用以統治人民的手段和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本來應當按照人民共和國的本意，建立法治。但這并不符合當時領導人的意愿。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又把否定“人治”、建立“法治”的批評建議定為“資產階級右派言論”。雖然鄧小平在1986年就提出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中共十五大又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問題，但是與法治格格不入的舊思想仍然普遍地存在，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從我國傳媒發布的政府文件的外文譯文中屢屢將“法治”錯譯為“rulebylaw”，即可以看出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多么廉潔自律深遠。

　　法治觀念是當代先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意味著體現公認正義的法律體系，首先是憲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員的權力也要由它來界定，受它的約束。其次，要依據國家憲法建立透明的法律體系。第三，要完善司法體系，實現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第四，要通過法治切實保證公民的基本權益(包括財產權、生命權、人身自由、隱私權和言論自由)，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以國家利益的名義侵犯公民的基本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