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國以來我國兩次經濟體制選擇的歷史原因再認識

　　摘要：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實行何種經濟體制并不是完全由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治集團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主要是由該國家的生產力狀況、經濟發展目標和國內外政治、經濟等歷史條件決定的。建國初期，我國之所以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根據生產力總體水平低且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制定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經濟發展目標，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重點工業建設，加速了中國的初級工業化進程，鞏固了社會主義新政權，維護了國家安全。但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后，隨著多元經濟的出現和商品經濟的繁榮，以及全球市場機制的逐步形成，客觀上又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于是，我國進行了第二次經濟體制選擇，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雖然說建國后兩次經濟體制選擇存在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主觀因素，但歸根到底還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有一段非常精辟論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西方一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取計劃經濟手段，監管金融機構，收購破產私有企業，將大量私有股份轉為國有和工會股份。美國《新聞周刊》甚至直接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了”。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被競選對手稱作“社會主義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也開玩笑說：‘來吧，一起搞社會主義吧！’”。這些例子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體制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要根據生產力狀況和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采用計劃、市場、國家宏觀調控等多種手段，以破解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難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經歷了兩次重大的經濟體制選擇：一是建國初期的計劃經濟，二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市場經濟，每一次選擇都給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新中國誕辰60周年之際，讓我們翻開塵封的歷史，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高度，以科學發展觀來重新審視建國以來兩次經濟體制選擇的歷史原因，也許會給人們一些新的啟示。

　　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建國初期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復雜的時代背景

　　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實行何種經濟體制并不是完全由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治集團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主要是由該國家的生產力狀況、經濟發展目標和國內外政治、經濟等歷史條件決定的。建國初期，我國之所以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建國初期的生產力狀況和實現初級工業化目標決定的。近代以來，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從一個封建國家逐漸淪為半殖地半封建的國家，生產力水平相當落后。特別是鴉片戰爭后，國門洞開，外國資本主義蜂擁而至，長期擠壓民族工業的發展，并與民族工業爭原料、爭市場、爭勞動力，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步履艱難，并導致資本與官僚的逐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官僚資本主義。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改變這種畸型的工業體系和貧窮落后的中國面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了“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這就決定了建國初期的經濟體制，既要適應當時的生產力狀況，又要保證工業化目標的順利實現。而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經濟發展主要特征是以大機器生產取代手工勞動，以農業初級產品生產部門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加工工業和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但由于各國的生產力狀況不同，實現這個轉變的的途徑和方法也不盡相同。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在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這個轉變，往往是從輕工業部門開始，爾后經過資本的不斷積累，生產技術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資金的自由流動，逐步波及重工業。而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實現這個轉變，一般要從重工業部門開始，重點發展某個急需的重工業，然后逐步波及輕工業，促進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如前蘇聯、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家，都選擇了這種發展模式。中國是個生產力落后的農業國，要盡快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經濟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只有通過計劃經濟，才能舉全國之力，保障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加速初級工業化的歷史進程。

　　其次，計劃經濟是經濟落后國家進行重點項目建設的有效手段。建國初期的主客觀條件，決定了我國必須從加強重工業起步，才能加速初級工業化的進程。而選擇這種發展模式需要大量的資金，而剛剛經過八年抗戰和五年內戰的中國，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勞動生產率也不高，各生產部門的自我積累能力很差。從民族資本主義看，民族工業相當脆弱，資本積累速度很慢，加上重工業投資大、收效慢，民族資本家一般不愿意投資。從農業經濟看，建國初期的農村生產力處于封建小農經濟和原始刀耕火種并存階段，廣大農民能夠解決好溫飽就已經不錯了，不可能也沒有資金投入重工業建設。從國外的發展經驗看，社會主義國家往往是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狀況下實現工業化的，首先必須解決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如鋼鐵、煤炭、電力、交通運輸，以及與國民經濟發展后勁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鐵路、公路、碼頭、城市建設等。而這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單靠民間投入和資本自由流動來實現，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尤其是那些沒有經濟效益的公共產品，更是無人問津。這就需要國家運用行政權利，集中全社會力量進行重點投入，優先發展急需的產業和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所以，只有采取計劃經濟，由國家統一計劃，舉全國之力，才能對重點行業和需要扶持的產業，以及提供公共產品的部門進行集中投資。正由于此，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選擇了計劃經濟，取消了農產品市場交易，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采取國家管制價格，形成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強制性地將農業剩余向工業轉移，以保證重工業建設的資金需要。同時，為了保證國家整體建設目標的實現，還必須通過集中決策和統收統付，排除企業自主決策、自行控制資產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可能性，使各企業全身心地為國家的整體戰略目標著想。另外，還必須在收入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政策，排除利益剌激以增長效率的可能性，以防止地方企業同國家重點工業爭資源、爭資金、爭技術、爭人才。這些措施，既是計劃經濟的重要特征，又是計劃經濟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實踐證明，計劃經濟對于加速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曾經起到了積極的歷史作用。例如：在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后的1957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388億元，其中工業占56.7%，農業占43.3%，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首次出現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的良好勢頭，標志著中國由傳統的農業國開始向工業國邁進。這些成績的取得，就是計劃經濟的有效作用，否則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一個落后農業國的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

　　再次，建國初期的經濟基礎為計劃經濟的實行提供了可能性。其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結構具有顯著特點，即封建官僚占整個社會工業的大頭。以1949年中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為例：官僚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64.1%，形成了絕對優勢，民族資本雖然占總資本的24.7%。但對官僚資本又有很強的依賴性；而外國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11.2%，且對官僚資本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建國后，國家沒收了外國在華資本，接管了官僚資本，成為國家經濟的主體。特別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客觀上為計劃經濟的實行奠定了經濟基礎。二是數量不多的企業為計劃經濟提供了可能性。建國前，由于長期受帝國主義的長期入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了抑制，民族資本只有與官僚結合，才能拓展發展空間。而官僚資本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往往運用國家權利干預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中國的官僚企業既畸型發展，又集中度很高。建國后，政府在沒收官僚資本，控制了全國的工業經濟，將大中型企業列入國家計劃管理，小企業由地方政府控制。這種經濟狀況，使國家基本上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每個企業的生產和產品分配情況，政府能夠根據國家和地方需要下達產、供、銷計劃，代替為數不多的企業進行微觀決策，進行有計劃的資源配置，采取有計劃地組織生產的經濟管理形式。特別是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經濟關系相對比較簡單，市場變化也不大，各級政府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準確收集和分析全國和本地區的經濟信息，并作出基本符合生產實際的決策。尤其是在建國初期，傳統農業以種植業為主，農產品生產以粗糧為主，完全可以通過政府計劃和指導，組織農民生產。在工業方面，通過三大改造之后工業經濟關系變得更加簡單，以國營經濟為主，以集體經濟為輔，個私經濟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各級政府完全可以理順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之間的利益關系，解決國家與地方的矛盾。三是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政策使企業能夠自覺地為國家的總體利益作出犧牲。在計劃經濟中，國家根據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向企業提供生產資料，下達生產任務，統一分配產品。由于各級政府是從總體利益出發的，主要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經濟發展目標，需要一些企業根據國家經濟發展和整體利益需要作出局部犧牲，從而出現部分企業在一定時期或某一個方面生產無效益，甚至是生產越多虧損越多。這種現象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或企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而在計劃經濟中，社會整體利益凌駕于各種微觀利益之上，它要求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動，以社會總體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而不能以企業自身利益為目的。所以，只有在企業效益與職工利益相脫勾的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才能為國家利益和社會總體利益做出犧牲又不影響其積極性。如果企業效益與職工利益聯系在一起，無效益的生產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必然會持消極、被動態度，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效率。建國初期的國營和集體企業，一方面由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使企業的整個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納入國家計劃，企業不承擔經濟責任。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剛從資本家企業中解放過來，從企業的奴隸變成了企業的主人，產生了強烈的主人翁責任感，不但具有自我犧牲精神，而且也不會因本企業的利益受損而影響其生產積極性，這也為實行計劃經濟創造了良好的主觀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