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諾貝爾獎情結(jié)，諾貝爾文學獎尤其受到廣泛的注目。作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魯迅先生對于這個獎和對于本國文學都有清醒、理智的認識。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來中國考察研究時，就和魯迅的北大老同事劉半農(nóng)商量，想要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并通過魯迅的老朋友臺靜農(nóng)寫信征詢本人的意見，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從當年9月27日魯迅寫給臺靜農(nóng)的信來看，他的拒絕不僅僅是謙虛而已。有了這封信在，后人的許多解釋顯得有點多余，他在信中說：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zhuǎn)致半農(nóng)先生，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jié)果將很壞。”

　　對自己的文學成就，他當然有謙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對這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民族彌漫著的虛榮心、虛驕之氣，一種最清醒、最徹底的認識，至少從日本仙臺棄醫(yī)從文以來，他內(nèi)心一直渴望著這個民族能站起來。

　　另外還有一點不可忽略，魯迅先生對他自己也不無擔心，他怕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榮譽，自己又沒有條件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寫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負于這一榮譽，所以他說：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chuàng)作，尚在不可知之數(shù)。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1927年初到上海的魯迅深知中國新文學起步僅僅10年，用世界文學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確實還沒有產(chǎn)生足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他有自知之明的，不會被諾貝爾獎的光環(huán)照暈了頭。拒絕諾貝爾獎顯示了他無與倫比的明智。他雖然失去了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機會，卻無損于他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應(yīng)有的地位。

　　從他本人的文學生涯來說，自從《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出版以來，他也確實沒有再安下心致力于文學創(chuàng)作。由于時代的和個人的種種原因，他在生命最后9年把主要精力用于寫雜文，雜文在《魯迅全集》中占的比例最高，其間僅僅完成一本不算特別出色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構(gòu)思多年的反映他自己在內(nèi)的四代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終于沒有完成。在某種意義上，1927年以后的魯迅已與文學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