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貧困

　　主流經濟學家們樂觀主義的情緒據說來源于英國哲學家邊沁。邊沁將人視為永遠追求快樂的機器，由此奠定了主流經濟學家們進步史觀的傳統。這種傳統甚至也主宰了以研究與解決第三世界貧困問題為己任的發展經濟學家們。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幾位先驅人物，鮑爾根本就不相信“貧困與停滯的惡性循環理論”，而認為發展中國家充滿了經濟的“快速進步”;劉易斯認為，只要有正確的發展計劃，發展中國家將很快擺脫貧困;羅斯托、辛格等人則建立了一整套的數學模型，來論證只要條件具備，發展中國家經濟將會“起飛”;即使是自稱經濟學界的“持不同意見者”的赫希曼，也認為通過“不平衡”發展戰略，第三世界的貧困現象最終將成為過去。

　　但岡納·繆爾達爾是個例外。在《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一書的開頭，他就認為，以往由發達國家經濟學家所從事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趨于成為‘外交辭令’，有節制，并且通常過于樂觀”;而經濟學家本不應該盲目地陷入“樂觀主義的陷阱”，因為“樂觀主義同悲觀主義一樣，只意味著一種偏見的觀點”。作為學者，他本人既不愿意作波特小說中遇事過分樂觀的波利安娜，也不作希臘神話的悲觀女神卡桑德拉，他應該成為“現實主義，哪怕他因此與自己職業內流行的觀點相沖突。”

　　繆爾達爾的確是這樣做的。與其他經濟學家尤其是發展經濟學家相比，寫作《世界貧困的挑戰》時的他，無論是研究的依據與研究的方法都更具現實主義特色。首先，他的研究全部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為了研究南亞的貧困問題，他在印度、泰國、斯里蘭卡等國家呆了幾年時間并直接作為聯合國人員參與了這些國家的發展進程，盡管在數量經濟學上他絲毫不遜色于其他任何同時代經濟學家——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因為“對經濟的、社會的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的精辟分析”，還因為“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上的開創性著作”——但他對發展中國家統計部門提供的數據資料持懷疑的態度，并且公開宣稱他不會把他的研究置于這些經驗數據上，因此，他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貧困階層的民眾，從他們那里獲取第一手的豐富的現實，這使得他的研究比羅斯托、劉易斯等人更多地在書齋中把官方統計作為經驗數據再導出所謂的“發展模型”這種經院式研究來得更接近真相;其次，正是基于對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事實性的把握，繆爾達爾選擇了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繆爾達爾認為，“在發達國家，用純粹的‘經濟術語’——總量概念就業和失業、儲蓄、投資及產業，以市場和相當有效的市場為先決條件的需求、供給及價格——進行的分析可能有意義并能得出合理的推論”，“但在不發達國家就不能用這個方法，除非是以讓分析離題和嚴重錯誤為代價。”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市場根本就不存在或不完全競爭”。更重要的理由還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絕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原因，而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而，必須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體現在他的《世界貧困的挑戰》一書中，繆爾達爾分析貧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到這些國家的政治建構、宗教文化傳統、人口及種族、教育等問題，他還開辟專章談貪污腐敗如何阻礙了經濟的增長。這也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現實狀況。

　　但從現實主義出發的繆爾達爾的結論仍是樂觀的。在《世界貧困的挑戰》一書中，他也相信，通過發達國家的經濟援助，通過現代化價值觀的傳播，通過發展中國家徹底的政治變革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貧困問題可以得到克服。正因此，他充滿激情地給《世界貧困的挑戰》一書安了副標題——“世界反貧困大綱”，并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一起消除貧困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當然，他結論的樂觀主義與主流經濟學家的樂觀主義相比，前者是以事實與學理為依據的樂觀，而后者在繆爾達爾看來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樂觀。

　　《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是1969年完成的。然而，誰也沒有料到，15年后的1984年，當世界銀行將繆爾達爾視作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邀請他對自己早期思想進行回顧與評價時，繆爾達爾竟對他早期思想進行了反思。在一篇名為《國際不平等和外國援助的回顧》一文中，繆爾達爾對過去15年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感到失望，認為這些國家實際情況要比官方提供的數據差得多。他說，人民的窮困“現在幾乎到處都在加劇，而且走向極端”。他追溯這種情況的根源認為，是“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使得社會進步的每一點成果都被“掌握實際權力的上層集團”所瓜分，而下層貧困階層的“分裂又阻礙了他們為他們共同利益而促進改革的努力”。同時，這些國家貪污賄賂盛行，“政府越來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權勢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更加剛性化;再加之這些國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還陷入國家之間或國家內部的戰爭沖突，更使得發展的努力只使少數把持著工業部門的富人受益，而民眾卻是“日益擴大的貧困”。正是基于此，繆爾達爾對他在《世界反貧困大綱》中所提倡的一個主要觀點——發達國家應該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發展援助——進行了反思，認為這種給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工業項目提供各項資金及技術上的支持的所謂“發展援助”，其成果也無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給這些國家陷入貧困與災難的下層民眾的“救濟援助”效果好。又因為過去15年間的發展援助消費了許多發達國家納稅人的錢，而繆爾達爾認為這與他在《世界反貧困大綱》中不遺余力的鼓吹有關，繆爾達爾甚至在文章的開頭就說，這篇文章“是對自己良心上日益加劇的痛苦進行清算”。就這樣，號稱基于現實主義的樂觀主義者的繆爾達爾，竟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而且這種悲觀很徹底，以至于他的同伴赫拉·懷特都認為，“繆爾達爾的看法過分悲觀了”。

　　說“過分悲觀”，仍不至于是絕望。距繆爾達爾發表《回顧》一文又15年過去了，我們不妨做這樣的假設，要是這位畢生以追求全人類幸福與公平為己任的學者還活在今天，他心存的一絲僥幸——他仍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下決心改革國內政治與經濟體制，經濟發展仍具備可能性——也會徹底被殘酷的真相所泯滅;據聯合國1998年一份報告透露，今天世界上最富的3個人，其財富與世界上最窮的48個國家相當;而世界各國原本致力于維護公平所建立起來的所謂“經濟安全網”，卻徹底地將更多的真正處于絕對貧困的百姓置于網外。世界貧困人口多了，而不是少了;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了，而不是縮小了!這就是繆爾達爾《世界反貧困大綱》發表整30年后的世界現實!

　　其實，樂觀也罷，絕望也好，畢竟是經濟學家們基于感性的感性或至多基于理性的感性的一種情緒，而要將貧困問題置于形而上層次或者說理性的理性來看待，還是歷史學家來得深刻。當代與湯因比齊名的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就指出，人類的第一巨大進步在極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少數人而不是有利于最終承擔了文明進步費用的多數人，因而，歷史在前進，多數人依舊貧困的局面依舊不變。馬歇爾·薩林斯則說得更白：貧困并不一定是意味著個人財產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們并不窮。貧困既不是東西少，也不僅僅是手段與結果之間的一種關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間的一種關系。貧困是一種社會地位。如此說來，貧困是文明世界的發明。

　　由此，今天的人們完全有理由比岡納·繆爾達爾更平靜地面對這樣一個結論：除非連同文明一起消滅，否則，我們將永遠消滅不了貧困。或許，這本身就是人類社會無法擺脫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