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農民工討薪正確藥方在哪

　　農民工討薪難早已是個久遠的話題，延續至今，依然讓人百感交集。8月28日《揚子晚報》消息說，今年春節前，少數施工企業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了群體性討薪事件，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江蘇省清欠辦近日發出通知，江蘇江陵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等44家施工企業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被處以全省限制市場準入。

　　以“禁入令”懲治惡意欠薪的建筑企業，這一招著實令人拍手稱快。畢竟，欠薪企業也是要吃飯的，沒有了市場，自然要抓狂——以此倒逼企業履行支付勞動者薪酬的義務，也算是“神來之筆”。但是，仔細琢磨一下，這個“禁入令”初衷雖好，效果卻未必值得期待：一者，這些惡意欠薪的建筑企業多是“流動作戰”，江蘇市場的大門關了，未必就活不下去，還可以去其他省市繼續延展“欠薪業務”;二者，“禁入令”總有個時效性，過了這陣風，解禁了之后還可以繼續做生意，“禁”與“解禁”之間，度的把握還在職能部門手里，地方政府架得住欠薪企業的斡旋與公關?

　　事實上，好多年前，廣東等不少地方均實施過“禁入令”，幻想以此解決欠薪頑疾。遺憾的是，這一招在自由開放的市場面前早就消散了功力，道理很簡單：欠薪，是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法律問題，不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癥結，跟企業本身做的買賣無關，一個被輿論罵得狗血淋頭的欠薪企業很可能在行業領域人氣頗豐。“禁入令”本質屬于行政手段，單純以宏觀行政手段解決市場中的違法違規問題，注定是揚湯止沸。

　　回到欠薪問題的本身來看：干了活自然就該獲得勞動報酬，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什么農民工欠薪問題迄今為止還是老大難?這個問題如果難回答，不妨換作另一個問題：為什么鮮有白領被欠薪的狀況發生?如果從逐利沖動看，建筑企業與所有行業一樣，天下老板都希望員工是“馬兒又好又不吃草”，而這一夢想只有在關涉農民工的行業才被實踐為現實，根源只有一個：農民工好欺負，且欺負了幾乎不用擔負什么成本。一言以蔽之，惡意欠薪老板不是天生的，是被太過溫柔的法律慣出來的。比如《勞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勞動行政部門可以責令有關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經濟補償，并可以責令支付賠償金。然而，所謂帶有懲戒意味的賠償金根本無從兌現，能全額拿回被拖欠的工資就已經很慶幸了。既然欠了白欠，還可能因欠而銷賬，違法成本如此低廉，雇用單位何樂而不為?

　　由此可見，農民工欠薪頑疾久治不愈，根本還在于我們經常開錯藥方，慣用行政手段解決法律問題，而恰恰忽視了最剛性、最常態的司法力量。早先，人大代表、全國總工會等就多次提過建議，主張在《刑法》中增加對欠薪逃匿等嚴重違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妥善解決公安等部門對欠薪逃匿時間的處理無法可依、對欠薪逃匿者缺乏嚴厲處理和制裁措施的現狀。遺憾的是，這些提議一直未曾得到有關方面的積極回應。而放眼其他國家與地區：韓國就明確規定惡意欠薪可判處3年以下監禁或2000萬韓元以下罰款;香港《雇傭條例》也規定，雇主遲于工資期屆滿7天不支付雇員工資即屬犯罪，處罰款20萬元港幣及監禁一年。可見，真要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就必須從勞務糾紛上升到刑事犯罪高度，從單純行政手段整治到行政與司法手段相結合，從民事訴訟走向追究刑事責任，最終冀圖以法律途徑常態化整治欠薪問題，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