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會”的歷史

　　在專制時代，"開會"曾經成為一種展示和炫耀權力的機會。秦始皇建造阿房宮，專門用來舉行朝會的富麗輝煌的前殿，就是規模極其宏偉的大會堂，據說"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以坐萬人"朝會的殿堂，象征著這位用武力"并一海內"的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的無上威權。近年來考古學者發現，這座前殿當時并沒有完工。如果秦始皇時代真的開了萬人大會，那么中國就又拿了一個世界第一了。劉邦取得天下之后，儒士叔孫通為他設計了朝會的禮儀，經過多次演習之后，舉行了正式的朝會，在極其嚴正肅穆的氣氛中"開會"，貴族群臣無不"振恐肅敬"，沒有一個人敢喧嘩失禮的。唐代詩人盧綸的《皇帝感詞》詩所謂"山呼一萬歲，直入九重城"，就反映了朝會隆重莊嚴的氣氛。

　　后世各種各樣的"會"，往往有形式主義的痼疾，其實是有歷史淵源的。

　　皇宮朝會常常有禮儀大典的性質，但是也往往以議政作為主要內容。于是開始出現了"會議"的說法。漢代朝臣"開會"有確定的日期，稱作"會日"。司馬遷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曾經說道，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每朝會議"，都只是一一分析諸事原委，預想出各種可能，讓皇帝自己進行決策，"不肯面折庭爭"，決不和皇帝直接發生正面的爭執。他曾經和公卿大臣事先協商，有了一致的意見，但是一到朝堂上，看到皇帝的臉色，卻又違背原先的約定，以順應天子意旨，"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可見，這種"天子與公卿議"，"天子問群臣議計"，"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的所謂"會議"，往往"會"而不"議"。如東漢學者蔡邕《獨斷》卷上所說到的，每當行政有"疑事"的時候，即"公卿百官會議"，看起來似乎是采取了群議、集議的形式，但是最終的決策，實際上還是定于帝王一己，并不能改變政治決策專權獨斷的性質。到了明代，甚至經常發生因為在"廷議"、"廷辯"有違"圣意"，以致用"廷杖"的方式嚴刑懲處言官，杖責于殿階之下，往往當廷斃命的情形。

　　后世許多"開會"的程序，甚至以"民主"為標榜的會議，其實都未必能夠從根本上改變非民主的實質，就是因為遺傳千百年的專制形式的基因，一直在影響著政治生活的緣故。事實上，在許多時代，開會已經沒有"公開會合以辯難"，"議于大庭"的形式了。

　　歷史邁入近代，"開會"的形式愈益紛雜繁多。這反映了在一種特定政治形態下的富有時代特色的政治文化現象。"開會"在社會生活中的極端密集，有時候是以政治熱情的空前高漲為背景的，也是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政治需要為背景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開會"是要有人組織和主持的。毛澤東引述了當時人形容農會的話:"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毛澤東說，"的確不錯"，當時城里、鄉里，"確實是委員世界。"以"開會"為專業的人員逐漸增多，是特殊的歷史現象。于是我們看到，頻繁的"開會"，和行政機構的繁復重疊以及行政領導的人浮于事形成惡性循環。

　　"開會"，后來成了一些人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們又繼續要求別人再"開"更多更多的一系列的"會"，接受關于各種各樣的"開會"的報道，以及關于各種各樣的"會"的傳達。下層必須按照一級一級用"開會"的形式布置上層的要求，通過"開會"的形式，來學習、領會和落實上層某次"開會"的精神。多少人的年華，被無窮無盡的"開會"消磨耗蝕。"開會"的名義多種多樣，"開會"的形式形形色色。也許可以說，"開會"，可以導致公共空間的擴張，但是又造成對個人空間的壓迫。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報紙上發表《開會迷》，尖銳諷刺了那些以"開會" 為專業的官員，得到了列寧的贊賞。列寧說，我們確實處于永無止境地老是開會的狀態中，應當指出這是很糟的狀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藝術家馬三立的相聲《開會迷》，也諷刺了同樣的現象。又過了30多年，在被譽為"春天的故事"的鄧小平1992年南行，也傳達了這樣的清醒的意見:"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新的語言并不很多。""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其實，以"開會"為形式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長期以來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開會"除了有利于造勢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功用就是統一認識。可惜，歷史上有許多次"開會" 雖然有"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宣傳，卻并未能真正地將與會者的心和力"合"起來。歷史在演進，隨著社會的進步，推想未來的"會"應當是形式比較合理，內容比較緊湊，功效比較突出，從而對促進社會發展的意義也比較明顯的社會活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