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離世：關于那個時代的悲傷

　　季羨林先生逝世，享年98歲。

　　昨天晚上沒睡著，與一位失蹤數月的朋友聊邊疆的故事到天明，早晨起來沒有上網瀏覽新聞，一直到于德清兄電話告知我這個消息。

　　接電話的時候我正在廣州市中心那個最大的商廈里犯困，合上手機，呆住，一陣悲傷從心里緩緩升起，我自己都沒有想到會體會到如此清晰的悲傷，清晰到了似乎不真實的程度：這種感受應該是只有與自己有關的人，甚至是自己親人的離去才有可能發生。但這種悲傷又是如此真實，即使我用理智一遍遍告訴我，他是大師，國寶，泰斗，98歲老人，與你這個小人物其實沒有任何交往，扯不上什么關系，黨和國家根本不需要你的悲傷……

　　但所有這些，都沒有辦法將這種悲傷抹去。

　　“一個時代的結束”。不少人會對季先生的離去產生這樣的感慨，不過，每個時代都會過去也必將過去，我們都知道，有些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的離去，不會帶來如此清晰地悲傷，甚至都未必帶來悲傷，一個人的死亡帶去了一個時代開啟了一個新的未來，人們記住的是新生活開始的喜悅，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少，不需列舉。所以，需要進一步追問的事，伴隨季羨林先生而去的，是怎樣一個時代？

　　那個時代，學術是自由的，即使有干擾，也還沒有到步履蹣跚、寸步難行的時候，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熱情，但這種熱情，是在媒體相對自由、資訊充分獲得的前提下，面對這塊土地和人民自然素樸的情感，而不是被捂住耳朵，含淚勸告出來的一種“效果”。季羨林先生嘗言：“平生愛國，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燒成灰，我也是愛國的！”但是他又呼吁，要區分真愛國與假愛國，警惕希特勒與東條英機式的邪惡的愛國主義。那個時代，一個出身貧寒，偏科嚴重，數學只考四分的，生性頑皮打過群架偷看過金瓶梅的山東青年可以一步步走來，最后成長為文化大師，那個時代，還沒有二奶式的專家，知識分子們一方面執著自己的興趣進行著不知道有沒有實際經濟價值的學術，一方面能夠表現出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操守：仁愛和恕道，氣節和情操；自由精神與獨立人格，并用自己的筆墨，傳播著這些理念，肩負起自己的公共職責……

　　但是仔細想想，“一個時代的結束”并不能準確的描述季羨林先生的離去，我們都清楚，在季先生將近百年的生命歷程里，他跨越的，實際上不止一個時代，讓我們艷羨不已的那個時代，在季羨林先生的生命中，就時限而言，實際上并沒有占有太多的份額，他與他所在的那個群體一樣，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卷入太多的是非，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而且我們知道，在這些時代當中，沒有人是幸存者。不過還好，最后兩個月時間里，據說一直有其子陪在身邊，季先生很幸福……

　　我可以下一個也許不合適的判斷，季先生西去，不會對中國社會產生多大的震動，也不會比大洋彼岸的那位不黑不白、非男非女的M·J激起更多的眼淚，這不是季羨林先生的問題，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個生活在這個時代中的人們制造出并不得不承受的問題。但離去，對于季羨林先生本人，未嘗不是自由的開始。一個人成為盛世人瑞，被高高捧起，其中滋味，以我不多的經歷揣測，恐怕復雜苦澀。《病榻雜記》中，季先生在經過一番認真思考和比較之后，病榻上寫下三篇文章：《辭“國學大師”》《辭“學界泰斗”》、《辭“國寶”》，昭告天下，要把這三頂別人加在他腦袋上的桂冠統統摘下來。他謙虛地表示，環顧左右，周圍不少人的國學基礎都比他強，因此認為自己夠不上“國學大師”的稱號。至于“國寶”，他說別人一這樣稱呼他，就讓他聯想起憨態可掬的大熊貓。但是，這個時代，“請辭”就能辭的了嗎？黨國要人探望，季先生不是依然要穿紅戴綠，扮演人瑞？中國沒有索爾仁尼琴，季羨林先生也不是……

　　所以，我覺得，制造悲傷的，與其說一個時代的結束，不如說是一個夢想的終結。這個夢想縈繞在不少學文科的，搞文化的，懂點學術的人心中。1999年，我在山東大學讀書，一天，有朋友來訪，贈我一本他的詩文集，是自費印刷的小冊子，封面是他與季羨林先生的合影，書名也是季先生的墨寶，他對我說，燕園里的季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家的門，不難進。從此我就有了這樣一個夢想，那個學校，美麗的未名湖畔，寂靜的小院子，中國學術思想的大師可以用自己的智慧為我們這些后學小子醍醐灌頂，可以一邊聽我們鼓足勇氣說出或者高明或者幼稚的見解，一邊和藹微笑的用質樸的語言為我們點亮思想前行的等。這個夢想，成為我們堅持的力量，是我們面對越來越扯淡，越來越無聊的中國教育與學術游戲時內心最柔然的力量之源。

　　我從沒有去過北大，沒有親近過未名湖。因為這個夢想，不忍將它刺破。但是夢想總歸是要終結，那個我的夢中北大寂靜小院里和藹平易的大師，真的走了。未名湖后湖那盞總是亮得最早的燈，再也不會亮起。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終于到來了，我們又該如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