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趙一曼被日寇折磨致死原因

　　【摘要】：趙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憲兵對趙一曼的折磨不斷升級,他們寄希望于那些曾經令許多人發抖,許多人喪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產生作用。用盡了人們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到的各種酷刑：釘竹簽是釘滿十指,拔出來后，用更粗更長的簽子繼續釘,最后改用燒紅的鐵簽扎……

　　1935年冬天來得格外冷，趙一曼女士面對前來“討伐”的日軍。把生留給大多數，自己毅然在隊伍突圍后，率領幾個人殿后。在激烈的槍戰中，饑餓的趙一曼的手腕負傷。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戰士們互相攙扶著，跌跌撞撞轉移到山嶺下的一家農舍。

　　幾天后，敵人的密探發現了趙一曼藏身的地方，討伐隊來了,包圍了破敗的農舍。面對著圍困和喊話，她并不應答，用受傷的手腕舉槍對著那些不容戴天的聲音回擊。趙一曼身邊的人一個個相繼倒下了，討伐隊的子彈打斷了她左腿的骨頭，趙一曼女士匍倒在雪地里昏迷中被俘，殷紅的血滴在雪里，發出刺人的顏色。討伐隊用一輛牛車把趙一曼押往縣城。

　　一路上，牛車顛簸一下，趙一曼女士腿上的傷口就流出一股殷紅的鮮血，棉絮紅了，又暗了，暗了又結成硬痂。牛車把趙一曼女士拉到珠河縣公署門前，討伐隊把她抬到縣公署的正廳，交給了他們的上司大野泰治。牛車上抬下的趙一曼流了很多血，瀕于昏死。人們感到這個女人命懸一絲。人們說趙一曼女士雖然清瘦，但在她身上彌漫著的大家閨秀的書卷氣與軍人冷峻的混合，使她一下子無論在何種場合何種時段，你都會覺出她與別的女性的異樣和超拔，也正因了此，大野泰治知道自己捕獲了東北抗日聯軍的一個重要人物。

　　大野泰治決計親手審問垂死的趙一曼，他想在趙女士閉目前，掏出有價值的東西。開始審訊趙一曼女士的時候，大野泰治不斷地用鞭子把兒捅趙一曼手腕上的槍傷傷口，是一點一點邪惡地往里旋轉著擰，碰到骨頭后再不停地攪動傷口的創面，繼而用皮鞋猛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臉。一共折騰了兩個小時。大野泰治也沒有在冷汗涔涔而下的趙一曼那里，獲得有價值的應答，大野泰治感到日本皇軍的自尊受到一個中國弱女子的凌辱。

　　趙一曼從被捕到走上刑場歷經9個月的時日，如但丁在《神曲》里磨折的地獄，她經歷了常人肉身難以想象的酷刑。到得最后時刻，她到處白骨外露，身體多處炭化。一個弱女子，你可以用手中的鞭子麻木到像對待牲畜鞭笞之，面對弱女子你可以下流到戲弄之，玩耍之，最后惡毒到你鞭子的尊嚴受到戲弄直想殺戮之、毀滅之，大野泰治從最初的驕橫，到中間的拉攏，及至最后的瘋狂折磨，但他不得不對趙一曼無論遭受怎樣的凌辱和欺侮，仍不放棄人格的尊嚴和信仰的光輝表達由衷欽佩，大野泰治后來在戰犯管理所供稱，“（第一次）我用馬燈一照她，看到她滿臉蒼白是汗，她抬起頭，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陣顫抖，心里發涼。”日后無論是打、燒、電刑，都不能讓趙一曼俯首就范。

　　在審訊趙一曼期間，大野被派到新京受訓。他臨行前特意到監獄里看望趙一曼，懇請趙一曼女士為自己留字紀念，這是一個怎樣的顛倒啊，大野泰治是心理承受能力崩潰么？不是的，是他有了善良又高貴的悲憫么？是他對一個愛自己民族而保持忠誠雖慘遭迫害和折磨的女子而懺悔么？否，他沒有最大的悲憫心、最強烈的罪惡感和最深切的懺悔，也許是他內心深處的一點點對英物女子的崇拜，加害于趙一曼女士的人，他的內心應該是受傷的靈魂感到后怕，而想在被迫害者那里得到一絲寬恕和撫慰；加害別人為別人施以酷刑者，他內心也難免被酷刑所折磨，他們更應該受到造物主的悲憫。趙一曼寫了律詩《濱江抒懷》送給了大野泰治，中間有：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

　　大野后來就一直保留著這頁紙，像對待一個圣物，戰敗后，大野在戰犯管理所交出了這首詩，在交出的時候，他先是立正站起，給寫有詩歌的紙片敬了一個軍禮，然后淚流滿面，跪在地上懺悔，他說“我一直崇敬趙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國的女子，作為一個軍人我愿意把最標準的軍禮給我心目中的英雄，作為一個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趙女士靈魂的寬恕。”

　　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我，驕橫的警佐，在凜然的英武女子的氣質下折服了，而且是在趙一曼殉國后的數十年后，就是這樣一個細節，在闊大的歷史進程里，也許渺小到忽略不計，也許沒有驚天動地的偉岸，但它和我們民族最后贏得的那場偉大的勝利相比，這也許才是最大的勝利，最揚眉吐氣最解氣的一幕吧。

　　因為趙一曼女士，使受難的人和靈魂看到了精神的高度和希望念想之所在；因為趙一曼，使貌似強大的惡魔感到了恐懼和障礙，這時他們面對的趙一曼就不再是一個肉身，而是一種神示，一種象征。敵人可以殺死趙一曼，但敵人卻不能殺死一個神示，一個象征。

　　二

　　《濱江省警務廳關于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曾簡略載有趙一曼女士從哈爾濱市醫院逃走的情況。

　　趙一曼女士是在1936年6月28日暴雨過后的夜里逃走的.這天夜里，看守趙一曼的警士董憲勛在他的叔父董廣政的協助下，將趙一曼女士抬出醫院的后門。出了醫院的后門，一輛早已雇好的出租車已等在那里。開車的是個白俄。幾個人上了車，車立刻就開走了。出租車開到文廟屠宰場的后面，停了下來，客人下了車，白俄司機就把車調頭開走了。

　　女護士韓勇義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副轎子，扶著趙一曼女士上了轎，然后，一伙人立刻向賓縣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趙一曼女士逃走后，很快從那個白俄司機處發現了線索，后來又從太古街的轎鋪主人那里得知，趙女士是由他們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馬上乘車去追。

　　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橋被夜里的暴雨沖垮了。日本警官及格人只好到附近的村莊征到幾匹馬，騎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東二十多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坐在馬車上的趙一曼女士、護士韓勇義、警士董憲勛及他的叔父董廣政。

　　在功敗垂成的時刻,趙一曼女士再次被捕。

　　趙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憲兵對趙一曼的折磨不斷升級,他們寄希望于那些曾經令許多人發抖,許多人喪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產生作用。用盡了人們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到的各種酷刑：釘竹簽是釘滿十指,拔出來后，用更粗更長的簽子繼續釘,最后改用燒紅的鐵簽扎;灌辣椒水是攙著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熱辣椒水和涼汽油交替地往趙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烙鐵是直接摁在趙一曼的乳房上烙燙。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強體壯的男子漢也忍受不了的類似凌遲般活剮：剝肋骨。

　　在酷刑過程中,為了不讓趙一曼昏迷,失去刑訊效果,日本憲兵先是用冷水潑,后來改用化學藥水熏,用酒精擦，還多次給她注射了大劑量的強心針和樟腦酊，強迫喂灌許多摻有咖啡因的鹽水和含有高純度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待趙一曼恢復體力，頭腦清醒，精神亢奮后，再繼續用刑。

　　最后，濱江省公署警務廳和哈爾濱警察廳開會討論如何使趙一曼屈服。濱江省公署警務廳澀谷三郎廳長親自作了兇殘決定，專門從日本本土運來最新式的專門針對女性設計的電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務不要有任何顧忌，可以直接電擊趙女士身體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據當年參與審訊的兇手描述，這場斷斷續續持續了7個多小時的電刑，造成了連續不斷的劇痛，已超過了任何人能夠耐受的極限。先前受刑從未喊叫一聲的趙一曼撕心裂肺的悲哀叫聲不絕于耳；完全失禁、淋漓不絕、胃汁和膽汁全嘔吐出來；受刑處被電流烤焦、皮膚皮革狀、呈焦黑色，局部組織Ⅱ-Ⅲ度電燒傷、呈炭化狀；整個人混身上下濕淋淋淌著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頭外吐，眼球突凸，兩眼變紅，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齒咬得爛糊糊的……

　　趙一曼以自己的肉身否定了敵人的暴虐和不義，在趙一曼所受的虐殺中，我們感到酷刑和罪惡不僅是日本人的恥，它是人類犯下的罪，她讓時間看到了人類進化的丑陋，是世界之恥。趙一曼女士這樣的弱女子，憑借自己的精神高度和超人的意志（有時連自己的身體也是不能憑借啊，身體也參與了精神的壓榨呢），不僅打敗了有東洋充滿武士道和先進酷刑所結成的團隊，還以自己的人格差點讓警士與護士拼卻身家性命一起逃亡，只功敗垂成的逃亡這一點，就給對手帶來了巨大的羞辱。

　　我們知道，酷刑之苦是淪肌浹髓的，行刑者想通過肉體的痛苦轉化為精神壓力，古代中國的凌遲，之所以不讓犯人速死，說穿了是使犯人感受折磨的苦痛。有時酷刑制造的是一種精神的恐怖，行刑者可能還沒有動刑，而早早地把將動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給你，很多人由于害怕行刑在沒有動刑之前就招供了，精神的恐懼其實就是一種精神酷刑。

　　當你在閱讀濱江省公署警務廳司法科法醫股《關于趙一曼女士傷檢診斷報告》(1936年7月28日濱警司法密809號)，你一定會有種茫然失語的感覺，趙一曼死了，比我現在的年齡還年輕，她死了，才三十一歲的青春的末梢，我還活著，她是那么年輕，卻死掉，比我現在的年齡還小：

　　7月27日上午，經全面檢查，對趙一曼女士身體受傷情況診斷如下：

　　(1)心臟肝臟系統有受傷癥狀：心肌受損，收縮力減弱，心律紊亂，竇性心動過速、脈搏（心率）132次／分；體位性低血壓虛脫、循環略有衰竭；兒茶酚胺分泌增多，腎上腺素大量分泌、腎上腺皮質功能明顯減退。

　　(2)中樞神經系統有受傷癥狀：眼球震顫、對光反應遲鈍，肌張力低下,共濟失調；出現明顯的的錐體外系癥狀，肌體產生開--關現象，經常突然多動、震顫、靜坐不能、肌緊張不全、不安（開），幾分鐘后又變為全身強直不動（關），持續數分鐘，周而復始。

　　(3)注射及口服興奮類藥物超出規定劑量，嚴重刺激應激激素的釋放，產生過量效應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血液中苯丙胺含量過高，屬中度中毒癥狀。

　　(4)全身多處電燒傷。具體傷情：

　　咽喉：發音過度，咽喉、聲帶撕裂出血；

　　乳頭：形成了直徑為6～8mm的圓形裂口，邊緣隆凸，中央凹陷，斑痕質硬而干燥，體內液體物質發生離解，呈明顯炭化狀態，為Ⅲ度電燒傷；

　　乳房：表皮剝脫，局部皮膚皮革狀、呈焦黑色，與周圍正常組織分界清楚；創面深及皮下組織、肌肉、乳腺導管和神經叢，皮下靜脈網呈樹枝狀，局部組織呈炭化狀，永久性喪失哺乳功能，為局部Ⅱ度電燒傷；

　　會陰前區：恥骨聯合前方簾狀的部分體毛燒焦，簾狀部的皮下電流斑色明顯；泌尿器官、生殖器的開口和肛門電燒傷深達粘膜、肌層組織，已阻礙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響將來身體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為局部Ⅱ度電燒傷；

　　泌尿器官：導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傷，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傷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強烈刺痛感；神經纖維肌肉組織及神經根均不同度壞死，可能永久失禁，為Ⅲ度電燒傷；

　　陰道：中度撕裂傷、子宮及附件損傷；陰道壁大部被烤焦，粘膜、肌層和局部漿膜組織因電解作用受到損害，發生變質、壞死，分泌功能喪失，Ⅱ度電灼傷；陰唇粘連、假性陰道閉鎖；物理性子宮脫垂，呈脫出狀態；

　　肛門：撕裂嚴重，擴約肌器質性損傷；Ⅱ度電灼傷，組織蛋白凝固、其深部壞死范圍超過淺表的壞死；Ⅰ度肛脫，肛周畸形，遮擋肛門排便，造成糞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難；

　　注意事項：各受傷部位均為神經密集區域，敏感性強，纖維肌肉組織細嫩，容易并發感染，可發生濕性壞疽、膿毒血癥、甚或氣性壞疽等；會陰部電燒傷嚴重,該部位極易發生創面化膿感染，遷延不愈，最終形成瘢痕愈合，出現攣縮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導致永久性失眠，大腦機能破壞、心臟衰竭、緊張或激動不安，甚至長期精神分裂癥。

　　這是一份舊檔案，但對我們活著的人卻是一種威壓，讓人喘不過氣來，這樣的酷刑是在科學昌明的時代的發明，對于趙一曼，那些行刑者無疑是有罪的，而那些發明刑具的人，他們能逃脫干系嗎？他們制造的肉身的痛苦同時，其實施壓的使個人的意志和人格的瓦解，一個女人的乳房是生理的構造也是文化所賦予的尊嚴的所在，行刑的人折磨女人的乳房等，一面是邪惡的魔鬼心理一方面是制造精神的酷刑。

　　三

　　施行酷刑的人絕望了，他們決計處死趙一曼,趙一曼被游街示眾后，與周百學一同處死，處死前，周百學讓行刑的人把腳鐐取下來，周百學說“我死后，要到母親那里去，帶著腳鐐子走起路來不方便，給我把腳鐐取下來。”行刑的人不解且苦笑著把腳鐐取了下來。然后槍聲響了，兩個人倒下了，然后野蠻的日本人讓兩位女性在行刑場曝尸數日，不許百姓收斂，尸骨被饑餓的野狗撕碎，最后尸骨無存，時間過去幾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們為趙一曼舉行“影葬”，將趙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的殉難的土地上。趙一曼死了，可以說世俗的生命被邪惡人為的扼殺了，但從另一方面不過是生命的開始，因為，一些像趙一曼這樣人的死，恰恰換回了我們民族的生。

　　但我們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認真，濱江省公署警務廳司法科暨特務科《關于審訊趙一曼女士效果的報告》(1936年7月29日濱警司暨特密4759號)是這樣描述的：

　　（1）參考廳本部以及有關機關的意見，7月26日對趙一曼女士的電刑。操作準確，新式電刑器具功能發揮正常，給了趙一曼女士超負荷的最大壓力。在長時間經受高強度電刑的狀態下，趙一曼女士仍沒招供，確屬罕見，已不能從醫學生理上解釋。故審訊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趙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和激昂的抗日態度,屬頑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趙一曼女士已報定必死之決心，且意志之頑強令人難以置信，單純審訊已無法改造其反滿抗日的思想。

　　（2）回顧審訊趙一曼女士效果，我們應加以考慮的是對今后刑訊方式的改進：

　　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應慎用此類專門的電刑，尤其是對女性受刑人，有更換電擊部位的必要；電刑強度的控制是最需要慎重的，電流引導物要適當，避免身體器官永久性損傷；電流通過人體時間不宜過長，防止對人體的機能破壞過大，嚴重破壞肌體各種組織，難于完全恢復；

　　不宜采用硬物插入體內深處，避免造成器質性損傷；也不宜過量使用高純度興奮類藥物，避免人體產生永久依賴性；

　　對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進，是最需要進一步努力的；

　　總而言之，有必要進一步努力研究，提高電刑審訊效果之途徑。

　　(3)要通過審訊改造趙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東地區抗日軍外圍團體的全貌，并獲取思想對策上的重要參考資料，已無可能。對如此頑固的思想犯其境遇無需再斟酌，將來沒有悔改之希望，應給以嚴重處分，(處以死刑)，堅決鏟除。建議采取游街示眾的方式，利用對她的死刑，宣傳撲滅共產主義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義。如果利用得好，比殺幾百個抗日軍效果還大！

　　從這舊檔里，我們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損傷的是肉身，但對趙一曼這樣有著精神高度的人，只不過是浴火重生，我想表達的是，雖然事情過去了半個世紀，人們接受的趙一曼是不完整的，我們只有不忘記趙一曼所遭受的磨難，我們才能理解趙一曼，我們不是記住仇恨，我們只是記住歷史，阿多諾這樣說道：“日復一日的痛苦有權利表達出來，就像一個遭受酷刑的人有權利尖叫一樣。”，我想對酷刑失卻記憶的寬恕與和解，仍等同于某種意義上的抹殺與否認。酷刑挑戰的是人性，是對整個人類的犯罪，奧斯維辛，耶路撒冷的哭墻，南京，趙一曼囚禁的牢獄，都供奉著人類的永恒記憶。利用對人生理結構的認知,把肉體折磨發揮到極至,從而實現精神上的屈從,這種徹底丟棄了人性而又保持著充分想象力的酷刑的設計者和執行者,對他們的稱謂只能有一個----那就是魔鬼!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撐,徹底否定了醫學生理的極限,對英雄的稱謂也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神明!魔鬼終將遭受煉獄之火,神明一定被人心供奉!而我們要做的就是銘記,我想到劉胡蘭的妹妹愛蘭子的故事，也許記憶是要付出代價的：

　　胡蘭子受刑時，１２歲的愛蘭子親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鍘刀下身首異處，熱騰騰的鮮血四下迸濺。善良柔弱的愛蘭子被驚呆了，從此，她的記憶再也走不出那個血腥而又酷烈的場面，她的意識、她的情感永遠留駐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的那個現場。

　　人們都說：愛蘭子得了“精神病”。

　　１９４９年夏，戰斗劇社從臨汾來到北平，為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演出《劉胡蘭》，當時應觀眾要求在演出前請劉胡蘭的妹妹愛蘭子同志給觀眾講幾句話，人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應下來。可是，當她到臺前剛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飲泣而嚎啕大哭起來，哪里還講得下去呢？后來，也就不讓她勉為其難了。

　　我想哭泣也是有力量的，這種直接袒露心靈深處的情性，是對那酷刑的記憶和控告，Ｅ．Ｈ．貢布里奇在批評歐洲現代文明時曾經說過：“歐洲已經積累起來的全部聰明和知識剝奪了人的最高天資：情感的力量和強度，以及直接表現情感的方式。”愛蘭子可能沒有那么多的“聰明”“才智”，她以她的記憶，對酷刑的記憶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強度”。當人們都認為愛蘭子患上了“精神病”時，人們卻無意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在“精神”的某個方面也染上了別的什么病癥，我們是否患上了失憶癥呢。